所谓“创客”，就是指那些将创意灵感转化为实物的行动者。创客空间缘起于国外的Hackerspace，是一种全新的开放式实验室平台。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交流分享，确立一个点子，然后把设想的东西做成实物。

　　“创客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创客空间联合创始人王盛林说。在他眼里，中国人有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却很少有人把它通过实践展示出来。

　　“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想一想，但不去做，因为觉得动手的过程十分陌生。而人一旦产生了陌生感，就会觉得实践起来特别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盛林说。创客空间就是一个能实现你所有想法的场所。它通过促进跨领域的协作，让有意思的想法相互碰撞，产生新的创意。它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培养人们创造的自信和创新的习惯，让大家不再认为把想法实践出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北京创客空间的前身是FlamingoEDA开放空间，成立于2011年1月。当时的空间位于宣武门附近的一个小屋内，只有20平方米左右的大小。空间每周举办工作坊，通过豆瓣等社交网站发出活动邀请。3D打印机、多点触摸桌这些在外人眼里看着特别“神秘”的新新技术产品，都能被这些DIY爱好者拆解并制作出样品。王盛林就是在那里结识了创客空间的另一位创始人肖文鹏，并发掘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他在大四时迷恋上“增强现实技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的工作，因为觉得缺乏创造性。“我在高中时就一直希望有一个开放的平台能让大家实现自己的想法。”王盛林说接触到“创客”这个概念后，便觉得这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客运动中去了。

　　为了能让更多人参与到创造者的行列，王盛林和肖文鹏一起出资成立了具备商业化运作能力的“创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在他们的定义中，这是一个足够开放与包容的平台，能够容纳来自各个领域、不同背景的人，让他们的想法在这里交汇，迸发出新的创意，并通过实践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

　　然而，空间在刚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而他们的作品本身也多是出于制作者自身兴趣，并非以盈利为目的。和许多刚刚起步的创业者一样，资金成了创客空间维持运营的最大难题。“从2011年3月到2013年年初，团队成员都没有拿过工资。”王盛林坦言。创始团队的一些成员也因为个人原因陆陆续续退出了空间的运营管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

　　资金短缺的状况并没有影响王盛林对空间的设想和大胆规划。2011年下半年，他在与全国创客运动相关人士的交流中，萌发了举办一场大型创客活动的想法。在得知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策展人愿意为创客活动免费提供场地后，王盛林立刻投入到“创客嘉年华”的筹备中去。

　　“同样规模的展览，成本要七、八百万人民币。”王盛林介绍。由于场地免费，且所有展品都是自制，这场创客盛宴的最终花费控制在了60万元人民币之内。但是，创客空间当时的知名度并不足以吸引赞助商为他们出资，王盛林只能借出家里留给自己买房的积蓄，独自承担了全部费用。

　　2012年4月，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筹备的“创客嘉年华”在北京世纪坛数字艺术馆拉开序幕。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位创客亲临现场，和前来参观的人一起互动体验自己的产品——3D打印机、绘图机器人、奔跑马里奥、能吃的钢琴、触摸墙，各种新奇好玩的作品让大家应接不暇。这场嘉年华不仅让许多DIY爱好者们有了相互结识的机会，也让“创客”这个概念第一次被大众所认知。而令王盛林没有想到的是，活动主办方创客空间竟被中关村相中，列入中关村创新型孵化项目，在给予办公场地支持的同时，还会陆续投入资金、设备供空间使用。“大家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好。”王盛林笑称。

　　2012年9月，北京创客空间正式入驻中关村国际数字中心，从20平方米的小屋搬入200平方米的办公楼。此时的空间已兼备了社区与孵化的双重功能。一方面，空间每周举办工作坊和技术分享会，并开放会员申请，为有想法的人提供分享和实践的平台；另一方面，空间与项目团队合作，以团队的分成或股份作为交换，在为期半年左右的孵化期内免费为他们提供办公场地和设备资源。“3D打印机”、“创客音响”、“数音堂”、“防盗保险箱”等6个在开放实验室中成长起来的团队在创客空间的助力下正逐渐发展为具备商业运作能力的创业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创客空间也在今年年初逐渐明确了自身的盈利模式——即“产品2.0管理公司”。所谓“产品2.0”就是指小批量生产定制化产品的团队。

　　王盛林介绍说，目前国内大公司的运营思维很多还停留在产品1.0的阶段。他们多是以市场为导向，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产品卖出去”，而忽略了产品本身的性能，这导致了产品生产与设计的脱离，二者完全没有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如何把产品本身做好，这就需要真正懂产品的人。”王盛林说国内有许多小团队，东西做得很不错，但是由于缺少资源，没有途经接触好的供应商，不知道哪些人能帮他们制版、拼接或做工业设计，也没有成熟的销售渠道，所以他们的产品最终很难让大家看到，也无法在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这是小团队面临的统一问题，而我们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创客空间在社区、孵化器之外需要做的第三件事情——为他们提供一整套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管理服务。”王盛林解释说，曾经若实现一个实体项目，不仅需要合适的场地、加起来近150万元的设备和工具，还需要汇聚各个领域的人才。而如今，创客空间就可以为创客们提供原型制作、孵化支持、生产销售投资的产业链资源和渠道，降低他们实现想法的成本。

　　在王盛林眼中，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做小批量生产的地方了。中国是创造者的天堂，从芯片、传感器等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到制作电路板、手板等服务，国内的价格通常只有国外的1/5，并能保证产品的质量性能。这不但让本土创客选择留在国内，还能吸引许多国外创客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中国有全球最好的原件，有各个领域优秀的人才，唯一缺少的是一个共享的平台。”他的期待是，“做一个产品的创业像做一个互联网创业一样简单”，这也就是创客空间正在做的。

　　“分享和开源”是创客空间的理念，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社区，帮助人们学习、分享、共同进行交互设计研发，从而打造一个开源的硬件生态系统。

　　何谓开源？王盛林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就像一位五星级厨师把一道深受大众喜爱的菜肴的菜谱公布在网上，家庭主妇根据菜谱所述的原料和做法，在家中就能烹饪出一模一样的菜肴。当然，如果你喜欢吃辣，而菜谱中没有提及辣椒，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菜肴进行加工。

　　开源硬件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有人做了一个手机，他把制作所需的材料、电路图纸、做法都公布到网络上，其他的DIY爱好者也可以做，并且还能在他的基础上进行改进。

　　开源的好处在于，信息的共享能让全世界对其感兴趣的人一起研究。如此一来，研究进度就会加快，创新也会大大提速。“我认为全世界最大的无效率就是重复研究。”王盛林说，“当你发现最聪明的人都在研究同样的东西，这绝对是对人类智商的最大浪费。”

　　开源硬件在教育领域和新新技术研发领域尤为适用。尽管作为一种新的研发和生产模式，它的商业价值还有待探讨，但作为一种社会创新，开源系统将打造一个开放自由的理想国，让研发人员徜徉在技术的无国界中。

　　基于“分享和开源”的理念，北京创客空间创造了自有品牌Kitize。这是一种可以动手制作的小套件，采用小批量生产模式，每批定制100套，每个月更新产品，针对全球所有创客发售。现在已经有包括“纸钢琴”、“转向灯”、“LED灯绘”等5种样式。在这个小套件种，80%的产品已经做好，剩下的20%需要自己完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不同的创意。

　　王盛林说，自从创客空间成立以来，诞生了不少好玩的东西。但是这些作品因为设计、包装或是市场的原因，并没有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去。Kitize的出现就是为了让更多没有来过创客空间的人体验这些小发明的乐趣。

　　随着空间各项事务不断增多，创客运营团队也逐渐成形。从曾经的创始人单打独斗到如今的7人团队，这些年轻人看重的不是薪酬待遇，而是一种自由开放的氛围和投入创新革命的机会。

　　“在这里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特别开心。”运营团队的漫画师陈思说。偶然的机会，她参与到创客的活动中，一下就被这里活跃的氛围吸引住了，学习平面设计的她便决定留在这里。尽管他们目前拿到的工资都不足以负担北京一间像样的房子的月租，但这丝毫不影响这群年轻人的热情。

　　运营团队的另一名成员郭冲也是从活动的参与者慢慢变为一名全职员工。他于今年2月加入团队，主要负责会员维护和日常事务处理。在空间工作的三个多月中，他明显感觉到“社区越来越庞大”、“有更多新的想法需要去实践”。

　　郭冲介绍说，空间目前有注册会员一百余人，网络邮件组成员250余人。空间的活动也由原来每周一次的分享会变为每周六次活动。从周二到周日，天天都有不一样的内容轮番登场——技术讲座、交流会、手工时间、3D打印体验。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末，创客空间还会在位于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工作坊，让更多人体验动手制作的魅力。

　　王盛林说空间现在最缺的就是团队管理人才。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招聘，希望把团队人数扩充至20人。

　　今年6月初，在中关村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创客空间即将从200平方米扩展成1000平方米。届时，实验室可容纳更多创客过来实践他们的想法，也能为更多项目团队提供孵化。

　　在北京创客空间，见到最多的就是80末年轻人的面孔。如果认为这些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孩仅仅只是创客空间的玩客，那就错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开放实验室的一次次试验中带领团队走上了创业道路。

　　龙年出生的男生王博龙便是其中之一。尽管目前他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精密仪器专业就读研究生二年级，但他的名片上已经印着“数音堂数据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技术总裁”的字样。

　　“数音堂”意为与音乐相关的数据。公司下属的“摇滚地震局”团队现在正在研发一种地毯，这种地毯能够记录摇滚现场的“地震指数”，把观众们跟着节拍跺脚、鼓掌、蹦跳的程度以图像的形式投影在屏幕上。现场气氛越high，图像的波动越大。这种全新的互动装置不仅能有效调动现场歌迷的氛围，更能以一种理性的角度评估摇滚乐队的现场表演效果。

　　之所以研发这样一种地毯，源于王博龙的另一个身份——一名摇滚歌手。“作为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具备数据处理的思维；而作为‘楚人怀玉’乐队的主唱，我希望能够把台下观众的情绪通过理性、客观、数据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把兴趣融入到专业中，王博龙萌发了制作这个装置艺术的想法。“我希望一场演出不仅仅只有图片和影像资料，还应该包括一个报表、一段时间的流逝和它的起起伏伏。”或许对于别的乐队主唱来说，他看到观众举起手和他一起合唱就够了。但是对于王博龙，他需要更多。“如果这场演出在50年之后被人研究，我希望它能有一个翔实、充分的数据供大家分析。”

　　对于王博龙而言，最幸运莫过于在公司成立初期，他的产品就被中关村云基地相中，获得了数十万元的融资。在合伙人的帮助下，“数音堂”不仅得到了北京知名酒吧如MaoLivehouse、愚公移山的首肯，获准在店内铺设这一系统，还得到了“2013迷笛音乐节”的入场券，在这一摇滚圈的盛大狂欢节中展示自己的产品。“迷笛让我们发掘地毯在室外场地或草地铺设时产生的一些技术问题，”他说，“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地毯逐渐吸引到品牌投资商和摇滚圈内人士的注意。”他希望通过他们研发的地毯收集到的数据能成为被大家认可的现场互动评判标准，并把“数音堂”旗下的“摇滚地震局”打造为摇滚圈内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公司目前有7名全职员工，分别负责行政、技术、文案、平面设计、市场推广。其办公室紧挨着创客空间运营团队的大本营。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在创客空间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王博龙脱口而出：“因为这里上网快呀，而且不用交场地费。”据介绍，公司以股份作为交换，在半年左右的孵化期内可以免费享受创客空间提供的一切资源。他说，在创客空间的最大收货就是这里的人才。许多项目中的技术问题通过分享会，与各个领域的“牛人”交流，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当公司人手紧缺时，空间的志愿者也可以借调过来帮忙。

　　90后女生卓然便是王博龙通过创客空间的共享平台挖掘到的一名平面设计达人。还是大四的她已经被公司聘为“首席设计师”，帮助“摇滚”地毯的互动图案提升视觉展示。

　　卓然就读于北京印刷学院多媒体艺术设计专业。两个月前她对“创客空间”或是“开放实验室”还一无所知，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毕业设计寻找编程人才，才误打误撞地来到创客空间。没想到来了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没事就往这里跑。”卓然笑称，“这里不仅有技术支持、有免费的场地和设备可以使用，还有大家彼此间的鼓励。”

　　这种年轻人的敢想敢做和相互间的支持在她看来弥足珍贵。卓然当时正在进行“多媒体古琴交互装置艺术”的毕业设计。热爱古琴的她认为传统的表演方式已不足以彰显“琴王”的魅力，应结合科技，运用声光电交互设备，通过图像和灯光把琴曲的抑扬更生动得展现出来。但由于传统古琴无法连接传感器产生midi信号，她决定自己制作一把电古琴以实现交互效果。

　　她把自己的设想阐述给许多在交互设计领域资深的导师听，但得到的答复无非是“妄想”。导师劝诫她，这是一个成熟的团队用至少几个月时间花费上万元才能做出来的项目，她一个学生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金牛座的她不甘心就此放弃。之后的一段时间，卓然在网上疯狂地搜寻能帮助她实现想法的人，在不经意间就联系上了创客空间运营团队的郭冲。他不仅帮助卓然完成了项目的编程，还把更多的技术“牛人”引荐给她。而空间提供的设备也让卓然完成了电古琴的模型制作。

　　现阶段这一多媒体交互装置的模型和技术问题都已解决，正通过创客空间联系制作商进行样品制作。古琴圈的几位“大牛”也表示愿意使用卓然的作品进行展演。“我会申请个人专利。”她说。

　　“过去的十年是互联网的十年，而未来的十年将会是网络+产品的十年。”每每说到这些，王盛林眼里总是闪烁着光芒。虽然这里没有高额的薪酬，但是有一帮怀揣梦想、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正在为一场创客革命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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